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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让”将军徐立清

2019-11-25

来源:学习时报

  徐立清曾任总干部部副部长、总政治部副主任,在战争时期驰骋疆场、战功卓著,在和平年代淡泊名利、大公无私,是一位文能提笔、武能上马的优秀领导干部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,他主动让级别、让军衔、让职位,被尊称为“三让”将军,毛泽东称他是我党我军的“好同志,好干部”。

 

  让级别——主动申请由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

 

  我军在战争年代没有实行等级制度,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,建立等级制度就显得越发必要和迫切。1951年2月,中央军委颁布《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》,启动全军干部评级工作,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主抓这项工作。

 

  评级工作复杂敏感,涉及每位干部切身利益。评级工作一开始进展顺利,不少同志发扬风格,主动提出来要求低定。然而随着评级工作深入展开,也有一些人希望高定。针对这种情况,徐立清明确指示要按评级条件办。他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:“不管是谁,咱们要按条件办,按规定办,该定什么级就定什么级。不符合条件,要求照顾的,一个也不能办。”他还说:“我是副部长,如果不把好这个关,工作还怎么去做。”

 

  徐立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曾任兵团政委,当时又任总干部部副部长,按照评级条件应定为正兵团级,原上报军委的报告写的也是定正兵团级。但他说,现在不少人都在为定高级别托关系、找门子,我本人就不要正兵团了,定个副兵团更好些,“在待遇问题上不能总是往高处看”,主动提出申请降为副兵团级。

 

  时任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、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都不同意徐立清定副兵团级。彭德怀请徐立清到他办公室面谈此事。徐立清说,我身为干部部副部长,“应该对自己高标准、严要求,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,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”。彭德怀坚持徐立清定为正兵团级。第二天,徐立清又给罗荣桓写报告说,最好能把正兵团让给别人。罗荣桓不同意,之后彭德怀又专门找到徐立清,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。最后,在定级的报告书上,徐立清的副兵团级被改为正兵团级。

 

  让军衔——主动申请由上将军衔降为中将军衔

 

  1953年12月,中央军委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,提出在军队实行军衔制、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。1955年2月毛泽东签发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》,明确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。

 

  绝大多数干部对军衔制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,但也有的担心军衔评低了面子不好看,有的公开摆资格、列战功,更有的因要求未满足而闹情绪。面对复杂的评衔状况,徐立清开始考虑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和责任。按规定,徐立清完全符合授上将军衔条件。可他想来想去,授衔工作要符合毛泽东照顾方方面面、不搞山头主义、一碗水端平的思想,还是中将为好。他和妻子党秀玉商量让衔的事,党秀玉明确表态“你要中将我支持你”。于是,徐立清向罗荣桓写报告,要求低授军衔。

 

  几天后,当徐立清看到授予上将军衔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,毫不犹豫把名字改到中将名单上。罗荣桓看到名单后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徐立清说:“这是中央军委定的,正兵团级一般都授上将,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?”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上将名单中。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,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。

 

  这时,时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请求把大将军衔降为上将军衔,迷惘中的徐立清认为有了学习榜样,连夜与许光达交流看法。许光达鼓励他说:“一定坚持下去,做出榜样来。”于是,徐立清再次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,恳求批准低授要求,但彭德怀、罗荣桓没有批准。彭德怀还专门找徐立清当面解释原因。徐立清说:“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,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,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,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,这也是我的心愿,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。”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后说,不简单呐,金钱、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,古来如此!

 

  随着授衔日期的临近,徐立清更加寝食难安。他先后给毛泽东、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了好几封信,一再表明决心。周恩来得知此事后,亲自做徐立清的工作。徐立清向周恩来汇报了有的争官争位、不顾大局的情况,认为只有自己低授了,才能理直气壮、挺直腰板去做他们的工作,周恩来反倒被徐立清说服了。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,周恩来又专门与徐立清面谈:“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,你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,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。”最后,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 

  让职位——主动申请找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接替

 

  1955年7月,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后,刚刚45岁的徐立清由于过度劳累,心脏病复发,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,不得不住院治疗。罗荣桓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,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,毛泽东说,评衔工作很辛苦,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,徐立清我是了解的,工作勤奋,没有名利思想,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嘛。

 

  这年冬天,徐立清病情加重,连文件都不能看。他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,曾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同志说:“我耽误工作很长时间了,最好找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接替。”在罗荣桓到医院看望他时,徐立清再次提出找人接替自己的想法。

 

  1956年初,一些部队干部缺额数很大,干部配备任务很重。徐立清知道情况后,几次要求出院,但医生都没有同意。同时,徐立清也感到自己力不从心,即使出院也不能参加正常工作。于是,在医院的病榻上,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,建议免去他的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,以便及时任命新人。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,但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,应抓紧时间治病,最后结论是“放放再说”。

 

 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,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。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,又直接给彭德怀、罗荣桓写信请求让位,他说:我已住院很久了,不见好转,身体一天比一天差,我思想上极感不安……请求提前退出现役,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,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,这样比较适合我。彭德怀收到信,和罗荣桓商量后,要徐立清以养病为主,少考虑工作,是退是留由组织上安排确定,让位的事到此才算告一段落。(张社卿)

[责任编辑:孙多艺]